【口述院史】天津医生：一个关于奉献的故事，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来源：张若凡、韦娜、韦斯嘉发布时间：2024-12-03 编辑：韦娜校对：韦斯嘉 审核：蓝飞燕浏览：次

编者按：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始建于1934年，与广西医科大学同步创建。岁月更迭，日月逾迈，一代又一代一附院人栉风沐雨、开拓进取，以民众健康为重、以治病救人为怀、以教书育人为念。为追寻医院文化之根、弘扬大医之志、凝聚奋进之力，我们将陆续推出建院90周年“口述院史”系列报道，讲述吾辈奋斗与成长、传承与发展的故事。

天津医生：一个关于奉献的故事

“口述院史”系列报道之天津医生

这是一段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激情燃烧的故事。为了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1969年冬，近2000名天津医务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携家带口，奔赴2000多公里外的广西。他们中的一些人，再也没有回去，在八桂大地上扎根了一辈子，郭德林、许辉、陈俊娟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郭德林（中）

桂平县蒙圩公社迎来了一位大专家——郭德林。生于1914年的郭德林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东北奉天医科大学，后到天津工作，医术精湛的他40多岁就开始享受专家待遇。这样一位大专家，却携夫人来到广西的山沟沟里，到各村寨巡回医疗，不仅能看门诊，还能开设家庭病房，实施中小型手术。

患者很多，郭德林经常白天上班，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医学日记、研究手术方案，时不时还要到偏远村寨出急诊。一位早已成名的资深医学专家，像一位隐于山林的大侠，在西部的边远山区，沉心静气，不畏艰苦，用毕生所学造福一方百姓。

▲陈俊娟主任医师（左一）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陈俊娟带着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来到了广西，支援扶绥县东门卫生院。

“卫生院的条件非常差，只有1个老中医，也没有系统学过医。”陈俊娟主任医师回忆，在那样的条件下，她什么病都看，内科外科都要干。就这样，这位天津来的妇产科专家一下子成了全科医生，当时她已经打定主意在那里安家落户了，为了更好地沟通、问诊，她甚至开始跟当地人学讲壮话。

▲许辉

在河池环江县下南公社卫生院，另一位天津医生许辉很快在当地群众中赢得了口碑。许辉的特长是胸内科，可到了乡下，什么病人都得看，又做外科医生又做小儿科医生，又做麻醉科医生又做检验师，还得接生。

有一次他远远看到井边围了好多人，原来是公社的一位草医躺在地上，已经昏迷了。许辉马上把他背回卫生所抢救，经过检查，怀疑是气胸，但当时没有X线检查证实，只能靠经验判断。情况紧急，许辉决定进行穿刺，当他鼓起勇气一针穿刺下去，草医醒了。从此，许辉的大名在当地不胫而走。

在亲历者的讲述中，我们才能窥见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底色——无比的严酷、艰辛，对人的身体和意志提出了最大程度的挑战。

陈俊娟主任医师回忆，紧急的妇产科出诊常常是在半夜，当时丈夫带着一个孩子住在县城，她带着年仅2岁的女儿在东门镇。半夜一有人敲门，女儿就知道妈妈又要出门了，抱着她不肯撒手。把这么小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确实不放心，因此，在寒冷的冬夜里，她只能用毯子把女儿裹得严严实实的，放在自行车前座上，骑四五十分钟的山路出诊。颠簸的山路上，孩子就这么趴在车头睡着了，出诊回来，天已经蒙蒙亮了……

有一次，也是冬天的深夜，一名产妇在家里分娩，产后大出血，情况紧急。陈俊娟只能敲开邻居的门，把女儿暂时托付给邻居照看，随后跟着一个村民骑车去产妇家。他们在没有路灯的漆黑夜里赶路，路上有一个水沟，沟里有一块大石头，看不见，两人都摔了，那位带路的村民摔得很重，昏迷了过去，陈俊娟也摔得不轻，整个脸都摔肿了，眼睛都睁不开。

好在两人被过路的助产士学习班学员发现，几个人先把昏迷的村民抬回村里，剩下的人等着陈俊娟慢慢清醒了一点，就扶着她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产妇家里。幸好陈俊娟克服万难去了，那名产妇分娩后胎盘下不来了，出血量很大，再耽误一会儿就有性命之忧。经过处置，产妇转为为安。

▲陈俊娟主任医师接受采访。

那一夜，惊心动魄，那一夜，肝胆相照。一个个那样的时刻，让天津医生的人生与广西这片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羁绊，难分难舍。

1972年，自治区决定调许辉到南宁工作，可他不愿走，最后是组织上下了死命令，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下南公社。

许辉走的那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送行，每人送他两个红鸡蛋，装了整整一口袋。有的乡亲哭着拉住汽车不放手，许辉走了很久都出不了下南。

此后，全国大规模农村巡回医疗工作陆续结束，来广西支援的天津医生和家属，大多返回故乡。郭德林、许辉、陈俊娟选择了留守广西，继续在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

{毫无保留将自己献给这片热土}

天津医生给广西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个始于1969年的问题，穿越时空，至今仍产生深远的回响。郭德林、许辉、陈俊娟三位天津医生扎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院几十年的发展，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天津医生给广西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1975年，毛泽东主席因患白内障接受了眼部手术，当时的手术方式叫做“白内障针拨术”，据说仅用了四五分钟就完成了，非常成功，操刀的是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

这种手术方式是用一根拨障针，将浑浊的晶状体移位至玻璃体前下方，使其不再上浮，操作简便，手术时间短，适用于伴有某些慢性病、不能接受其他白内障手术的老年人。

当时的黄家勇是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年轻的一员，他只听说过这个传奇的手术，却从没见人做过，“当时广西没人会做这个手术。”

▲中排左一为郭德林教授，后排左一为黄家勇。

1975年，郭德林教授和黄家勇作为两位教学老师，带着73级的医学生到玉林教学点开展为期5个月的教学工作。教学期末，郭德林教授给带教师生展示了一种特别手术技能，正是白内障针拨术。于是，那次手术成为了广西首例实施的白内障针拨术。

郭德林教授在手术过程中详细地给黄家勇讲解了其中的关键，他在一旁细心看，用心记，学会了这个手术，并很快有了用武之地。

▲黄家勇专家接受采访。

黄家勇回忆，在那之后的几个月，他又参加了医院组织的下乡进行巡回医疗，来到了都安县都阳公社。得知当地一位70多岁的老人患白内障多年，身体又有残疾，不能平卧，无法接受传统的白内障手术。于是，他想到用针拨术让老人重见光明。

于是，黄家勇操刀，用从郭德林教授那里学到的技术，给老人做了白内障针拨术，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他还清楚地记得，术后老人睁开眼睛，一眼看到了5个儿子中的老三，激动地大声说“哎呀！老三！”围观的群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在热烈的掌声中，黄家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心里想着“是郭教授教会了我这一切”。一项新技术就此在广西落地并传承了下来。

天津医生为广西相关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候国内呼吸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老慢支防治，许辉教授来了以后，在此基础上又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许辉的学生、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钟小宁教授回忆，这个新领域是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和治疗，许辉教授可以说是广西在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并走在全国前列。

事实证明，许辉教授在学术上的前瞻性和开创性令人赞服，支气管镜介入治疗至今仍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钟小宁教授接受采访。

在许辉教授超前的学术视野引领下，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上世纪70年代在全国首批开展纤支镜检查，积累病例9万余例，目前已成为全区的呼吸内镜培训中心，每年行气管镜患者约3500例。作为ROSE（快速现场评价系统）基地，医院在区内外全面推广这项技术，并参与相关指南编写。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也已成长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广西医疗卫生重点学科、国家呼吸床研究中心协同网络核心成员单位、广西高校人才小高地建设创新团队、广西呼吸专科联盟会长单位、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

天津医生为广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医学人才。

上世纪70年代，原眼科支部书记、副主任区显宁毕业后分到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我刚到眼科的时候，口腔、耳鼻喉、眼科一起作为一个五官科，还没有单独分出来，确实是比较落后，科研几乎为零。”

▲区显宁主任接受采访。

区显宁主任回忆，当时每天出门诊开的最多的是氯霉素，治细菌性眼病，还有斑马眼药水，用于治沙眼，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临床而言，能做的手术也只有白内障。

有一次他发现一本英文文献，是关于眼底病的，很感兴趣，可是他上学时学的是俄语，看英文文献非常困难，只能抱着字典一点点啃，一周最多能翻译十来页。想到郭德林教授的英文水平高，于是每翻一段就拿去请他改。也正因为如此，郭德林意识到需要提高整个科室的外语水平。

很快，郭德林教授组织起一个英语学习班，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大家辅导英语学习，全科的老主任、年轻医生全都参加，大家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开始可以阅读大量英文文献，对于打下科研基础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由于前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眼科团队在科研领域逐渐进入收获期，2014年-2023年，眼科累计获得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科研项目共44项，《MicroRNA-145调节Th17细胞分化对视神经炎致病机制研究》《基于Wistar大鼠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模型探讨衰老标记蛋白30对大鼠晶状体的保护作用研究》等有分量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国家自然基金。

最重要的，天津医生亲身示范了“如何做一名医生”。

“许辉教授身上有一种特别突出的品质——急病人所急。”钟小宁教授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窒息严重，全身紫绀，面临死亡。经过判断，堵塞来自大气道，必须立即下气管镜。当时已经下班了，许辉教授不肯回家，守在病人身边指导医生进行操作，直到顺利把堵塞的肿瘤取出来。病人转危为安了，他还不走，反复交代注意事项，检查病人生命体征无恙，才放心回家。

钟小宁教授说，这种例子太多了，已经是他的工作常态。许辉教授用行动告诉学生们，做医生就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这就是医生这个职业的特点。钟小宁教授从老一辈医务工作者身上看到、学到了这些品质，后来自己当了老师，也是这样教给学生的，一代又一代，传承着医者最宝贵的精神。

不以经济利益为考量，一切以病人利益为先，这也是老一辈专家留下来的好传统。陈俊娟主任医师回忆起当时在妇产科的收入，顺产的接生费是2元，剖宫产则有7元。5元的差距在现在看来微乎其微，可是以当时的薪酬水平衡量，是个不小的数字。即便如此，她仍然坚持不该做的手术不做，尽一切努力让产妇自然分娩，这对于母婴来说都更好。因此，她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整夜整夜守在产妇身边，多年来始终坚守着“低性价比”的选择。

▲邬丽艳副主任接受采访。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财务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邬丽艳一家从1973年开始便跟郭德林教授做邻居。她小时候总听母亲说起，经常有很多看起来是乡下来的病人，前来找郭爷爷看病，大包小包的东西就放在他家门口。当时郭德林教授刚从桂平县蒙圩公社调回南宁，母亲估计那些应该都是从桂平追随他而来的病人。因此，郭爷爷家门口总是放着两把藤椅，接待那些找上门的病人，而且，他随身带着一个用于看眼底的小电筒，方便随时随地给人看病。

小时候，邬丽艳只觉得郭德林教授是和蔼可亲的邻家爷爷，长大后渐渐才了解到郭爷爷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大专家。

▲《羊城晚报》1999年报道郭德林教授事迹。

“郭德林教授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在出门诊，可以说，他这一辈子没有休息过，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区显宁主任回忆起郭德林教授最后的日子，感慨万分，“我们广西是得到了一个宝贝！”

他还记得那一天上午，79岁的郭德林教授出门诊，病人比较多，他一直看到中午1点多才结束，回家吃饭休息了一会儿，后因脑出血倒在了院子里，没能抢救回来。

在那之后，他的夫人霍秀云呈出一份丈夫生前的医嘱：鉴于医学人体标本严重缺乏，自己去世后，将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作为对广西最后的贡献。最终，郭德林教授的遗体完整地无偿捐献给广西医科大学，这也是广西高级知识分子捐献遗体的第一例。

多年来，郭德林教授的遗体制作而成的人体骨骼标本肃立在广西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陪伴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这位50多年前不远千里来支援广西的老教授，终于以最极致的方式奉献了自己，永远留在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我们从未忘记，我们始终铭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八桂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天津医生倾尽一生的奉献最好的报答。